“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 杨向奎

    【期 号】195202

    【总 期 号】6

    【页 码】34

    【正 文】

          (一)

    所谓“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主要是指着顾颉刚教授的学术思想而言,在晚近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内,顾颉刚教授的学术思想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直接和间接地引导着一部分青年走向他曾经走过的路。顾颉刚教授曾经编著了四册的“古史辨”(一、二、三、五),亲手编辑过歌谣周刊、禹贡半月刊、责善半月刊和文史杂志,他还亲手写过汉代学术史略,更和别人合写过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等书。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校任过教授。我们不管他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如何,他曾经发生过影响是肯定的。过去发生过影响的东西,我们就应当加以分析批判,使不好的影响可以及时清除。

    顾颉刚教授治学的方面相当广,他治过民俗学,民间歌谣,中国古代地理,以及中国古代史等,最主要的还是古史学和经学。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而喜欢说自己是史学家,事实上他是“通经治史”,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学家。如今我批判他也就这一方面来说,因为这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已经有童书业教授在批判了。公羊学派的大师在西汉是董仲舒,董仲舒代表着地主商人阶层的利益,承袭着孟子和荀子两家的学说,一只手提着五行说,一只手提着三统说,五行说是历史循环论的主持者,三统说是改良主议的法宝。西汉到刘彻的时代,在内在外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在内是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加深,在外是匈奴族的不断入侵,为了缓和这内部的阶级矛盾,董仲舒要刘彻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这改革的方向,就是“以复古作维新”,“复古”是他的历史循环论,“维新”是他的改良主义,对外他提倡着大一统说而作削平匈奴的鼓吹。“公羊派”在整个的儒家思想上说是起着改良主义的作用的,所谓“改良”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一滴一点的改良,以维持原来统治阶级的寿命。到晚清时代康有为等又曾经打着“公羊派”的旗帜作改良主义的活动。虽然这时“公羊学派”的内容和董仲舒的时代有所不同了,但仍然是打着“公羊派”的幌子,康有为根据“公羊派”的说法,以为古代有所谓“三世”的说法,有“大同世”,有“小康世”,有“据乱世”,但他也说明这不是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不过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内说: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为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当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康有为以为孔子以前的中国历史是“茫昧无稽”的,所有孔子以前的历史传说,是由于先秦诸子的托古改制。他的策略,“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这是康有为的变法打算。董仲舒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所以他描绘了一个古代的黄金世界作为刘彻维新的张本,康有为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他代表着开明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把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也虚拟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转向的目标。“公羊派”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他们完全否定了中国古代史,说那是由于后人的创造,作为后人变法维新的张本。历史学本来是上层建筑,统治阶级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统治阶级利用历史学为他本阶级服务的一个例证。

    顾颉刚教授的疑古精神,是接受了“公羊学派”的法宝,这同时也说明着顾颉刚教授的思想还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上,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比如:

    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

    又说:

    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顾颉刚教授最初听了章太炎的讲学,很惊讶他的博学而看不起今文学派,及读了康有为的著作,又佩服他的学说而认为是惬心餍理了。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遂有“推翻”古史的计划。古史而可以推翻,是极端唯心论的说法,这先假定古史是由于某些人主观地编造,所以某些人可以主观地把它推翻。

    当然这一派的思想既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所以它的渊源也并不单纯,他接受了公羊派的学说而有推翻古史的计划,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而有古史演变的主张,又接受了清代的考据学派的方法而对于古经古书发生怀疑,这三派学术思想的混合运用造成了他的怀疑古书,怀疑古史,推翻古史的疑古运动。

          (二)

    顾颉刚教授的古史学说,前后有两个主要的课题: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一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上一种说法是他的前期古史说的重点,下一种说法是他后期古史说的重点。由于他承袭了“诸子改制”的学说而怀疑古史,怀疑古史就追求这种古史产生的原因,通过他主观唯心论的想法,他恍然大悟了,这些古史全是后人编造的,越造越长越远,是一塌胡涂,毫无是处的,这一种说法的影响所及,遂使许多人不敢讲中国古代史,只能讲“中华二千年史”了。顾颉刚教授说:

    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了。考中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看,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一种说法曾经被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称道为伟大的发现。有些发现,遂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前的一切古史记载和传说,中国历史只有西周后才可信,西周以前的一切古史或者是伪造,或者是神话,全不能相信,他们说大禹是一条虫,尧舜是乌有先生。那么,中国社会是怎样发展得来的呢?中国社会有没有经过氏族社会,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在古史辨派是不闻不问的,而且也不愿闻,也不知道问。只是专悍地说中国史自西周讲起,西周以前一切存疑,西周以前是一塌胡涂!

    顾颉刚教授不承认他是作翻案的文章,他认为他已经掌握住客观真理,他已经认识到客观真实的古史,他说他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如疆域、信仰、学派、人才时代的中心问题等都是解决那时候的古史观念的最好的工具。”下面他又举伯夷的传说为例,来说明他的古史学说的正确。从表面上看,他好像掌握了真理,因为他说历史是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而有所改变,这说明了历史学的阶级性。但他不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者,他是说观念在支配着历史,在支配着历史传说,在支配着社会的变化。因为他是一个唯心论者,所以解决不了历史上的任何问题,历史学在他的手内,也就为他服务,他可以随意地说,但这也绝对和他的阶级利益不发生矛盾。

    顾颉刚教授后期学说主要的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这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进一步的发展,古史学玄学化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只是说明了越往后来,古史越长,不能够很好地说明这层累地造成的道理。顾颉刚教授在这篇文章内说明了古史系统造成的唯心论的原因。他说中国伪造古史的运动到刘歆王莽而集大成,王莽为了篡位,刘歆为了帮助他的篡位,遂不惜伪造古史以证明“天命所归。”五德就是五行,顾颉刚教授以为自从邹衍把“五德终始”的学说,应用到政治和历史以后,中国的历史遂有一次有计划地大安排,根据邹衍的说法,自从黄帝以来,五德终始之序是:

    黄帝——夏——殷——周——秦——汉

    土←—木←—金←—火←—水←—土

    但是事情常有出乎意料者,到刘歆的世经出现,这个系统又完全变了样子。拿世经的说法和邹衍的说法来比,有如下的不同。第一世纪内不是五德相胜的次序,第二世经把朝代伸长了。邹衍是“土木金火水”的次序,世经是“木火土金水。”世经的说法出来之后,成为五行说中的正统,成为偶像,成为五行说中的权威。

    顾颉刚教授以为世经的五行说,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阴谋,王莽要篡位,刘歆为了帮助他篡位,在中国古史中给他找根据,在五行说的系统中给他找根据。顾颉刚教授说,他们共用了三种方法:

    第一:援引古帝王为祖先,以见其有作帝王的身分。在这个方法之下,造成了他的自本及其所建立的九庙。

    第二:援引唐虞的禅让为汉新的禅让,使得因历史的复演而成其帝业。在这一个方法之下,造成了他为虞后,及其受禅的事实。

    第三:援引五行相生说,自居于土德,以承火德之运。在这一个方法之下,造成了种种的符瑞及沙麓崩等的故事。

    顾颉刚教授以为五行说是邹衍创造出来的,他说在他的文章内,希望把“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后期”,“邹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这两个意思说得明白。他的希望成为事实了,他这样说了,而且相当肯定。他说邹衍是创造相胜说五行的人,而刘歆则是创造相生说的。邹衍为什么要创相胜说的五行,他没有说得明白,刘歆为什么创造相生说,他说得很明白了。在相生说五行的系统下,又出现了一批假的古史,最显著的是“少昊”的出现,他说“少昊”是他们硬要插到古史系统中来的。但在左传及其他古籍中明明有许多关于少昊的记载,他说这是由于刘歆的窜改,因为左传是古文经,古文经全是经过窜改的。在相生的五行系统中加上“少昊”,才能轮到王莽作皇帝,不然就会缺了一德,王莽也就没有资格了。

    顾颉刚教授这篇文字很长,有十多万字,我这千百字的说明,也许不够全面,但相信不会有大的偏差,因为我也曾经作过同样长的一篇文章和他讨论过。

          (三)

    顾颉刚教授的全部古史学说及其主要的方法已如上述。他这些成就曾经得到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喝彩,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古史学上的伟大发现。十余年前各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大多喜欢弄弄上古史,说说大禹是否是一条虫等等问题,“古史辨派”本身也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真正对于古史有了贡献,至少给混乱不清的古代史扩清了一条大道。这些问题不弄清怎好下手研究呢?果真有这么多的贡献吗?需要加以分析批判了。

    首先,这一派的治学方法,彻头彻尾是唯心论者,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武断地说,西周以前的古史,渺茫难稽。因为文献不足,因为我们的考古学还不够发达,中国古代史还有些弄不清楚的地方是有的。因为弄不清楚,就说是后人的伪造,是武断的主观论者。存在于一切书上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记载,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分析批判,我们可以找得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尧舜的禅让传说,我们可以很好的说明那是氏族社会的酋长选举制,而不能说那是儒家的伪造。相反,是酋长选举制的传说留下来,儒家以禅让制度去解释他,“古史辨派”的说法是本末倒置。由于大禹是水虫的记载,可以说明那是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整个夏族是以龙蛇作图腾的,黄帝之名轩辕,是天龟,鲧之化为黄熊,是三足龟,相柳是九头蛇。由于这些图腾的崇拜,可以说明夏代的水患,可以推测夏代的农业,因为农业,水患和龙蛇崇拜是有关连的。仅仅说大禹是一条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把禹的天神地位打倒,把古史推翻,这造成古史的混乱,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其次顾颉刚教授承袭了康有为的衣钵,使用着今文学派主观唯心论的方法,说刘歆伪造了古文经,伪造了古史。古书上,尤其是古文经上,凡是一切不合乎他们的说法的,全是刘歆的伪造。刘歆伪造的东西,详细算起来,会多得惊人。康有为站在开明地主阶级立场,打算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他幻想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所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孔子的“三世”说法之一,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因而他说孔子以前的历史全是由于托古改制,因而肯定孔子以前的历史全是不可信的。这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一些不是证据的证据是说先秦诸子普遍地在托古改制,刘韵王莽也在托古改制,他自己也在托古改制。多一个托古改制的人,就多一套古史的说法,这样改来改去,那有什么信史可言呢?我们必须明白,康有为不是在研究历史,他是在作变法运动,他以历史作为他的变法工具,可以改过来,改过去,他可以推翻古史,他可以伪造古史,因为他别有用心。顾颉刚教授也在用“托古改制”的方法讲历史,他们用“托古改制”来改造历史,你用“托古改制”的方法来讲历史,不是越讲越胡涂吗?

    顾颉刚教授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来攻击古文,丝毫不明白产生今古文学的社会条件。今文经学在西汉是为地主商人阶级服务而倡大一统说,在晚清也是为开明地主阶级服务而提倡变法,他们是主观的唯心论者,所以要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以古代史作塾脚石,他们以抹杀古史,混淆古史来建立学派。

    由于这种不正确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呢?肯定地,没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根本不能成立,这不是层累地造成。后人不可能“造”古代史,根据一定的传说或记载而有所整理是有的,但这不是造成。尧舜的酋长选举,大禹的龙蛇图腾,夏代的父系家长制,我们根据古代史料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能因为传说的稍有纷歧,记载的稍有混乱,就说是后人伪造,就否定他。因为越是后来记载越多,史料就越丰富了,我们不能说,古代没有这些史料,后来有了就是后人的伪造。第一你不能肯定你现在能看到的古史料是古史料的全部,第二你不能肯定晚去史料是没有根据的,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你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没有力量去分析批判古史料而定是非。因之“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就一无是处了。如果说这是无原则的一层层堆上去的,一定会发现许多矛盾而不成系统,但我们的古史传说是有系统的,燧人,伏羲的传说,可以说明前氏族社会,尧舜禹的传说可以说明氏族社会,夏代传子的记载,可以说明着氏族社会晚期的父系家长制。如果是由于后人无原则地堆积,一定会次序颠倒,伏羲也许到大禹的下面。“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这一“发现”,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同样没有而且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首先这没有说明五行学说的社会条件,因而也弄不清相生相胜两说的先后次序。五行说在战国,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和历史结合,是要历史为他本阶级服务,它和政治结合,是为了巩固他本阶级的政权,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新兴地主阶级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史上是首次出现。过去的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等国家制度全不适合于这新的情况,于是要改造历史,要托古改制,以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顾颉刚教授的论文没有这种认识,因而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古文学的问题,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反映在思想上,执今文以反对古文还是站在封建主立场来反对另一批封建主而已。

    由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充分认识,离开了历史唯物论的武器,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历史问题的。顾颉刚教援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开明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方法,造成了他的疑古说法,因而没有解决任何古史问题,反而造成了混乱。我过去也是受顾颉刚教授影响很深的一个人,我曾经跟他读书多年,也曾经写过一些唯心论的文章,曾经和他合写过“三皇考”,也曾经用他一样的方法写过“西汉经学与政治”,同样的不正确,等我作自我批判时再详细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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