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与反革命 马克思

    【译 者】刘祚昌

    【期 号】195304

    【总 期 号】14

    【页 码】29

    【正 文】

    当三月的浪潮(1)——小小的浪潮——在柏林地面上冲过之后,在它后面剩下来的不是什么巨人,不是革命的巨物,而是老式的人们,矮小而臃肿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2)的自由主义者,自觉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代表们。资产阶级最发展的省份,莱茵省及西里西亚提出了新内阁的主要员额。在他们后面的便是莱茵省的整批的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后台,在内阁里,莱茵省及西里西亚就让位给旧普鲁士的省份。布兰登堡内阁(3)只有通过一个易北菲尔的托利党人(4)才继续与莱茵省发生联系。汉塞曼(5)和封·得尔·黑特!(6)对于普鲁士资产阶级来说,这两个名字体现了一八四八年三月与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区别!

    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被抛到国家政权的高峰上去,但并不是像它所希望的,通过与国王的和平勾结,而是因为革命。既然人民运动替资产阶级扫清道路,资产阶级现在就应该保卫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以反对国王,也就是反对自己本身,因为国王在资产阶级眼中仅仅是神的外衣,它的里面必定隐藏着资产阶级自己的地上利益。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之不可侵犯性,如果译成宪法的语言,就应当是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对于立宪君主制的梦想就是从这里发生的。因此,尽管二月革命连同其在德国的反应曾把国家大船的机舵交给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对于普鲁士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但在同时,革命也搅乱了资产阶级的打算,因为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是和它所不愿而且也不能实现的条件相联系着的。

    资产阶级什么也没有做。它让人民替它作战。因而转到它手中的政权并不是曾经战胜自己敌人的将军的政权,而是受胜利的人民的委托来保卫人民自己利益的安全委员会的政权。

    康孚生(7)早已感到这种局势的极不方便,而他的内阁的全部弱点就是来自这种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所由引起的情况。所以在他的政府的最无耻的举措上是涂着一种羞愧的颜色的。汉塞曼的特权则是露骨的无耻和厚颜,红的色调乃是这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唯一的区别。

    不应该把普鲁士的三月革命与一六四八年的英国革命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一六四八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盟,进行反对君主制,反对封建贵族以及反对占统治的教会的斗争。

    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与人民联盟,进行反对君主制,贵族以及占统治的教会的斗争。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至少在欧洲)只是以一六四八年的革命为自己的蓝本,而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则只是以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为自己的蓝本。这些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和自己的蓝本比较起来,不但在时间上,而且在自己的内容上,都前进了一个世纪。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之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阶层,或者尚未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任何区别,或者尚未构成为独立发展的阶级或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凡是他们起而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一七九三及一七九四年的法国(8),他们的斗争也不过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虽则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国的恐怖主义不是别的,而是清算资产阶级的敌人的,清算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市侩的平民的方式。

    一六四八年及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以及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规模的革命。这些革命不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对于旧的政治制度的胜利;他们宣布了新的欧洲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些革命中胜利了;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是意味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于封建所有制、民族对于地方割据、自由竞争对于行会制度、遗产平分制对于长子继承制、土地从属于所有者的制度对于所有者之从属于土地的制度、开明对于迷信、家庭对于宗族名声、工业对于英雄的慵懒、资产阶级权利对于中世纪特权的胜利。一六四八年革命是十七世纪对于十六世纪的胜利,一七八九年革命是十八世纪对于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反映了当时全世界的要求,其程度远远超过它们的产生地——英国及法国——的要求。

    在普鲁士的三月革命里却没有这样的事。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立宪君主制,并且在观念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必须在观念上建立立宪君主制,而在事实上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三月革命只不过是欧洲革命在落后国家中的小小反应,而远远不是欧洲革命。它不但未超越自己的世纪,而且更落在自己的世纪的后面有半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派生的现象,要知道派生的疾病是更难以治疗的,同时它比原生的疾病更多地破坏机体。问题不是建立新社会,而是在于把在巴黎安眠了的社会在柏林恢复起来。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的德国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的革命。维也纳(9)的,卡塞尔(Cassel)(10)的,慕尼黑(11)的以及各种其它的地方起义是和普鲁士三月革命齐头并进的,并且和它争夺优先权。

    一六四八年及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由于它们是创作中的王冠,充满了无限的骄傲感,而一八四八年柏林人的虚荣心则在于他们代表时代的错误。他们的光好像遥远的星光,这些星光在过了十万年当它的放谢光线的发光体消失了之后,方才到达我们地上居民这里来。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正如它一般地代表小型的一切东西一样,对欧洲来说是同样微小的星辰。它的光是放射着早已糜烂了的社会的光。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这样软弱、胆怯而缓慢,以致在它敌对封建主义及专制主义的时候,它已经处在与无产阶级以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及思想相近的一切城市居民的阶层相敌对的地位了。它不但把在自己背后的阶级,而且也把在自己前面的整个欧洲,看成与自己处在敌对的立场。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以一切同时代社会的名义起而反对旧社会、君主制及贵族的代表者的阶级。它堕落到一种阶层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脱离人民,自居于与双方对立的地位,分别对待每一个敌手时则犹豫不决,因为它始终在自己前面或在自己后面看见他们俩个;它一开始就有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王公们相妥协的倾向,因为它自己早已属于旧社会;它不代表反对旧社会的新社会的利益,而代表陈旧社会内部的革新的利益;它之所以掌握革命的舵把,并不是因为人民拥护它,而是因为人民把它推动到自己的前面去;它之处在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倡导了新的社会时代,而只是因为它对旧社会时代表示不满;那是自己不能替自己打通道路的旧国家的地层,它只是由于地震才被抛到新国家的表面上来;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对上层鸣不平,对下层战栗,对于这个那个是自私的,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对保守派说来是革命的,对革命派说来是保守的;它不信任自己以言词代替思想的原有口号,既被世界的大风暴吓得胆战心惊而又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它丧失了一切活力而全盘抄袭别人,它之所以庸俗,是因为它没有任何创造的东西,它只有在自己的庸俗卑鄙方面有独到之处,它自己向自己讨价还价,没有创造(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12),没有全世界历史的使命;正如令人痛恨的老头子一样,为了自己晚年的利益着想,而败坏生气勃勃的人民的初次年轻的发动——他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是完全的废物——三月革命后掌握普鲁士国家政权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写就登载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莱茵报(匿名)

    (译自俄文版马克思选集一卷四○—四三页,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

    正文注释:

    (1)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在柏林发生革命。

    (2)三月革命后在柏林召开的。

    (3)Brandenburg内阁是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成立的反动内阁。

    (4)Tories为英国保守党之前名,出现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

    (5)Hansemann(一七九○——一八六四)为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三月革命后,他参加了内阁。

    (6)Von der Heydt(一八○一——一八七四)亦为莱茵省自由主义者,一八四八年革命后任普鲁士商业大臣,一八六二年以后又任财政大臣。

    (7)Camphausen(一八○三——一八九○)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后,为普鲁士内阁的领袖。

    (8)指雅各宾党专政时期的法国。

    (9)奥地利首都,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发生革命。

    (10)Cassel 为德国小邦黑斯(Hesse)之首府。

    (11)德国南部一邦巴伐利亚(Bavaria)之首府。

    (12)编者据一九五一年苏联出版署译本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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