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雷金娜
【译 者】杨振辉
【期 号】195508
【总 期 号】36
【页 码】18
【正 文】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的今天，帝国主义者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动摇性，为了“论证”帝国主义者仇视人类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正千方百计地求助各种各色的反动“理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正是这种性质的“理论”。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任务在于：粉饰资本主义，掩盖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本质，并使劳动人民放弃争取自由的权利，放弃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新马尔萨斯分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广泛地利用早已被驳倒了的最反动的庸俗的马尔萨斯“理论”。
所谓马尔萨斯的“理论”，最主要的是把劳动者的失业与贫困归咎于“自然规律”。马尔萨斯硬说“自然规律”一方面“推动人类繁殖”，另方面“对于食物和住所却很吝啬”。马尔萨斯捏造人口增加的材料，说人口似乎是按几何级数增加，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而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因此他认为疾病、饥馑、战争等灾难，对于人类来说，乃是慈善的事情，因为它们消灭着人口的过剩数量，从而使两个因素——生活资料的数量和人口的数量——互相适应起来。
马尔萨斯的反动谬论的虚妄，早就被马克思所揭穿。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时指出，贫困和失业的原因，并不在于马尔萨斯所捏造的“自然规律”，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把马尔萨斯称为支配阶级的厚颜无耻的阿谀者。马尔萨斯的结论，“对于支配阶级一般，特别对于支配阶级中那些反动的分子是姑息的；那就是，他为他们的利益而把科学歪曲了。”(1)
十九世纪末的俄国修正主义者，曾经企图以“土地肥沃性递减律”来确证已被推翻了的马尔萨斯的谬论。他们硬说“贫困的原因”是“获得食物的困难”，因为似乎对土地的递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并不能使产品收获量相应地增加，而是减少。
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在“土地问题与‘马克思的批判家’”这一著作中加以全面批判。列宁根据对实际材料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食物生产的困难并没有增大，而是工人获得食物的困难增大……以自然界减少它的赠物来说明工人生存之日益困难——这就成为资产阶级的辩护者了。”(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马尔萨斯“理论”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间广泛流行。它被资产阶级的雇佣学者利用来替资本家阶级推卸其对劳动大众贫困化的责任，利用来替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与附属国千百万劳动大众的奴役作辩护。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泰斗”之一范格特，就是英美垄断资本的最出色的辩护士之一。范格特在其“生存之路”一书中宣称“地球的人口过剩”，断言土地的潜在生产率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否认土地肥沃程度可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范格特武断说，似乎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水平，需要二英亩半以上的土地，而许多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每个人的平均土地都在二英亩半以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似乎“在地球上，人口对于用以保证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那些有限的资源来说，是太过多了”，“社会处在这种情况，就像人处在穿上比他小二倍的皮靴的那种情况一样”。因此，“是到认识这个道理并停止责难现存的经济制度的时候了”(3)
显而易见，范格特是在露骨地为资本主义秩序和垄断统治作辩护，竭力把劳动大众的贫困化归罪于自然界。在英美，与范格特鼓吹着同样的思想的大有其人，例如美国的新马尔萨斯分子奥斯布伦，彭德尔，寇克，皮尔松，哈尔彼尔，英国的新马尔萨斯分子波林奇斯，哈克斯莱，杜伊松等，都断言贫困和失业的原因是“地球的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源的危机”。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完全推翻了马尔萨斯分子这种辩护性的谬论。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贫困化之所以日益加遽和失业现象之所以日益严重，并不是起因于“自然规律”，而是起因于资本家的统治，资本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资本家阶级为了追逐利润，不断地扩大生产，采用新技术。但是资本家只有当新技术能够为他们增加利润时，即当它是用来加强剥削工人时，才采用新技术。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愈益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贫困，劳动的折磨，奴役，愚昧则愈益集中在无产阶级这一边。马克思又指出，随着资本的积累，生产的扩大和新技术的采用，资本有机构成也随着提高起来，从而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因此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量就相对地减少。这样，“资本主义的积累会不断产生出，并且正好是比例于它的力量和它的范围，不断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平均价值增殖需要的，从而过剩的或过多的劳动人口。”(4)可见，人口过剩之所以存在，仅是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致。它的产生完全与人口的自然增加无关，它是由排挤生产中的工人和小生产者的破产而造成的。
企图以“土地肥沃性递减”，“生活资源枯竭”等言论来证实马尔萨斯的“理论”，也遭到可耻的破产。列宁曾经在揭发修正主义时指出，捍卫“土地肥沃性递减律”的主要论证，“乃是最没有内容的抽象，它撇开了最重要的东西：技术水平，生产力底状态”。(5)列宁在考察了递加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之各种不同场合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肥沃性递减律”决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场合；它仅仅在技术仍然不变的场合下，才有非常相对的和有条件的适用性。列宁列举了许多统计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技术的进步，使相对地（有时候甚至是绝对地）减少的农业人口，能够给数目日益增加的人口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因此，列宁证明了资产阶级仆役关于“土地肥沃性递减律”全部理论的贫乏性。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土地肥沃性的急遽下降和农业的衰退，并不是由于“土地肥沃性递减律”的作用所致，而是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利用的结果。
生活的本身也推翻了马尔萨斯分子关于“不可遏止”的人口增加和“土地肥沃递减律”的捏造。如果世界的人口真是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那么现在世界的人口应该是达到五百五十亿人了。但实际上，世界的人口却只有二十四亿人而已。资本主义国家中人口增加每年平均速度的资料，也驳倒马尔萨斯分子的这种谬论。
国家 各个时期人口增加的每年平均速度
1800-1871年 1871-1913年 1913-1949年
英国 1.3 1.1 0.5
意大利 0.8 0.7 0.6
美国* 1.9 2.1 1.2
法国 0.4 0.2 —
*美国人口增加速度稍为快些，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大量移民。
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加的每年平均速度，一直是在下降着，而贫困、饥馑、失业现象却一直在加遽起来。相反，在苏联，人口飞速地增加，但却没有失业现象，同时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例如苏联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人口平均每年约净增二百万人，即百分之一点二三，而最近时期，每年则净增三百万人以上。(6)而居民的实际收入，一九四○年与一九一三相比，工人增加二倍多，农民增加二倍半。一九五二年与一九四○年相比，工人与职员的收入又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农民增加百分之七十二。一九五三年工人、职员和农民的收入又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十三。(7)。这一些材料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贫困和失业现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马尔萨斯分子所捏造的“自然规律”，而是资本主义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劳动者相对地和绝对地贫困化，而资本家的利润却不断地增加起来。
马尔萨斯分子武断说，似乎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社会“不能够”养活自己。这种胡说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中，资本家使居民大众破产，因而找不到购买力所及的需要，所以必需停止生产，烧毁生产品，而同时却有千百万人正饿着肚皮和没有工作。为了保持粮食的高昂的垄断价格，美国政府竟实行缩减播种面积的政策。
其实，世界尚有许多可耕地未加以利用。根据苏联科学家罗·伊·泊拉苏洛夫的计算，世界有十亿五千万公顷的可耕地，但是被利用的却只有一亿公顷，即只占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七点五而已。
马尔萨斯分子既然宣称世界似乎有因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之间的“不相适应”而陷于“覆灭的危险”，因而要求借“控制生殖率”的办法（发给结婚的许可证，强制消除生殖性能）来急速减少人口。如寇克武断说，如果人口数量不加以限制，那么“世界的文明至迟到二一○○年就将遭覆灭”。范格特也说，“只有采用限制生殖率的办法，才能维持高度的生活水平”。
要求“控制生殖率”，其目的首先是为了“论证”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法西斯反人民政策。马尔萨斯分子不仅妄论关于人的数量问题，而且还瞎扯关于人的质量问题。他们无耻地宣称：似乎人种在“腐蚀着”，“劣等人种”繁殖太快，因而“人类的平均智能在日益降低着”；人种“质量”的恶化，将导致“世界文明的崩溃和覆灭”。所以他们要求控制生殖率和消除“劣等”人种的生殖能力。他们宣称，劳动者，首先是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便是“劣等”人。这就是马尔萨斯分子所宣传的种族主义“理论”的反动面目。这种“理论”表明着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在劳动大众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面前的恐惧。
现代的马尔萨斯分子公然赞美瘟疫和反对医学。范格特这样责难医生，似乎由于他们的关怀和医学的进步，加强了世界的人口过剩。他写道：“人类找到了严重疾病的治疗方法，但却因此而开始消除人口增长的最有力的障碍”(8)。范格特无耻地宣称，“医生须负这种责任，即由于医学和卫生学的改进，使千百万人更长久地生活在日益贫困的情况下”(9)。因此，范格特和其他的马尔萨斯分子都叫嚣：“打倒医学”，主张人口的“自然淘汰”。
马尔萨斯分子也直言不讳地赞美作为缩减人口的手段的饥馑。如范格特写道：“饥馑在中国，也许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需的”。在人口过剩的口实下，垄断组织人为地制造饥馑，削减失业者的补助金，残酷地剥削工人。
现代马尔萨斯分子的谰言，广泛地被利用来替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千百万人民的掠夺作辩护。马尔萨斯分子以殖民地和附属国人口“无限制”地增加来解释这些国家的劳动者的贫困。例如，范格特写道，似乎“印度人完全无责任心地繁殖着”。范格特把智利、墨西哥、波多黎哥、和西欧诸国也都列为“人口过剩”的国家。戴维斯在“波多黎哥的人口与进步”一文中硬说，似乎波多黎哥人口的增加，比生产的增长为快。奥斯布伦及其他马尔萨斯分子也都大事宣传着殖民地的“人口过剩”。为了掩盖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的掠夺行为，现代马尔萨斯分子声言，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人口问题是关怀的。他们说，由于美国和英国改善殖民地的医药供应，所以殖民地的死亡率是在降低着。例如范格特写道，“从波多黎哥合并于美国之时起，波多黎哥的人口已增加了一倍……这个岛屿及其他的附属领土的人口增加，在颇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政府所实行的种种措施，如对促进着人口增加的卫生，饮食和医药供应的改善，而对于防止这些措施的后果，则什么也没有做”(10)。
马尔萨斯分子关于殖民地“人口过剩”的捏造，完全是一派谎言。杜德在“今日印度”一书中指出，印度人口在最近三世纪来，只增加了二点八倍，而英国的人口却增加七倍。杜德在比较人口增加和粮食生产的增长的材料时指出，尽管还只是部分地利用可耕地，然而粮食生产在印度是超过人口的增加的。(11)
杜德也驳倒马尔萨斯分子关于印度疾病减少的毫无根据的捏造。甚至连印度医药供应处处长也不得不承认，“全印度病人总数是经常地而且相当迅速地增加着”。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平均寿命急遽地缩短着。例如，在巴基斯坦，平均寿命为二十七岁。在伊朗，百分七十的儿童活不到三岁。
事实推翻了新马尔萨斯分子关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中“资源不足”的蛊惑性的谬论。例如，在英属圭阿那，大量的土地任其荒芜，每年播种的土地，尚占不到全部领土的百分零点五。在印度、阿根廷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耕地也都没有充分地利用。在力图消除竞争的美国垄断组织的压力下，阿根廷粮食的播种面积，在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这一期间内，缩减到百分三十二，而乌拉圭现在的牲畜总数则降低到一九○八年的水平。因此，如果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发生粮食生产的缩减，那么，它不是由于“自然规律”所使然，而是由于垄断资本危害性的政策所引起。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主要使命，是替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辩护。他们首先是力图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原因，以人类社会被生存竞争所决定着的那种“自然情形”来解释战争。他们把“生存竞争”冒充为“永恒的”和包罗万象的规律，这种规律似乎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都起作用。其实，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的规律是不能够用于人类社会的，因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同于动物世界。主要的区别在于：动物世界在最好的场合下，也只是收集和利用着现成的自然生产物，然而人类却生产着并在生产过程中改变着自然的面貌。生产使人类有可能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去增加生活资料，这种速度远胜过人口增加的速度。
人类社会“生存竞争”的这一种反科学、反动的说教，是追求着这种目的的：为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屠杀和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的横蛮剥削辩护，“论证”帝国主义战争。马尔萨斯分子从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规律”出发，声言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个别国家的“人口过剩”，是“生活资源的危机”，是“生存空间”的不足。他们说，“人口过剩”的国家，在过剩人口的压力下，不得不走上侵略的道路。如范格特武断说，“过多的人口”是企图侵占新领土的原因。又如罗兹别莱在“和平或瘟疫”一书中说道，如果以前还有自由的土地，“那么现在除了那些被人类自己的武器和贪馋堵住了的地方外，别无他处可去……如果科学不为我们找出新的出路，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较轻便的道路：恨与火的道路”。(12)马尔萨斯分子力图证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因为“人口压力”的缘故。他们竭力为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并授意劳动者：新战争的不可避免，似乎是由于“自然原因”。
从上引的言论可以看出，马尔萨斯分子认为国民的增加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世界“人口过剩”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事实上，国民的增加不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虽然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要素之一。国民的增加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个社会制度会被另一个社会制度所代替，为什么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关系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反而落后于人口密度低的国家。
大家知道，确定社会制度性质和整个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乃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关系的。因此，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乃是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获致最大限度利润的必要性，推动着帝国主义者去准备和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因为经济军事化和战争是保证最大限度利润的一个泉源。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是决定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意味着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跳跃式的发展，从而使帝国主义列强间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并引起为重新瓜分已经分割完毕的世界的战争。由此可见，为了消灭战争，工人阶级必需起来推翻资本家的政权，并建立自己的专政。但是这正是资本家最惧怕的事情。因此马尔萨斯分子——资产阶级的仆役——力图把战争说成为以“自然规律”——“人类过度的繁殖”和“生活资源不足”——为基础的永恒的自然现象。
马尔萨斯分子不仅歪曲了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且更进一步主张用战争的办法来消除“人口过剩”。如汤柏松写道，战争是制止人口增加的非常有效的办法(13)。戴维斯在其“世界人口与将来的资源”文集中也写道，“瘟疫只能使死亡率暂时提高，因而不能使人口大量减少”，战争才是“大量缩减人口”的办法。
现代马尔萨斯分子既然赞扬大量缩减人口的办法和战争，因而就主张采用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例如罗兹别莱写道，“细菌生产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武器的制造都便宜，采用细菌武器会比原子弹更能杀死较多的人”，而主要的是，“细菌武器在杀死人时不毁灭财产”(14)。至于论到战争手段的道德问题，罗兹别莱无耻地声明，那是“属于过去的事”。
在“人口过剩”的口实下，马尔萨斯分子要求消灭千百万的人口。特别是范格特坚决主张残杀中国人、印度人，坚决主张消灭苏联人口的一半，因为苏联似乎“仅能为一亿至一亿五千万人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范格特硬说，“印度有这样的人口压力，实是全世界的危险”。他也提及“西欧人口有缩减的必要”，为的是“免得欧洲人插足异地”。范格特写道，“欧洲联邦如果只有现在人口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那就能够维持像美国这样的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分子坚持主张屠杀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因日益高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其加强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恐惧日增，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减少那些他们认为在将来的战争中可能成为敌人的国家的人口。
美国的马尔萨斯分子，一面捏造关于“人口过剩”使世界面临“危险”的谬论，同时竭力证明这种“危险”似乎只有建立在美国保护下的“世界政府”才能加以防止。为了达到建立“世界政府”的目的，他们鼓吹着世界主义，鼓吹着放弃民族主权。范格特就是世界主义的最出色的鼓吹者。他说：似乎“民族主义对于土地生产率的降低起了很大的作用。企图国家独立，企图在不能养活自国居民的土地上建立地方工业，建立保护这种地方工业的关税壁垒，限制对原料和商品的自由调动，这一切迫使人类用破坏性的办法去日益加强剥夺地力”(15)。美国的社会学家爱·李维斯对世界主义的鼓吹，则更其无耻。他说，各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乃是一切灾祸的原因。“官僚、军国主义、战争、失业、贫困、压制、迫害——这一切共产主义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支柱的东西，其实乃是民族国家存在的产物和结果”。(16)
马尔萨斯分子和其他的世界主义鼓吹者都煽动地说，放弃国家的独立和建立“世界国家”，将使“国家间的和平得到保证”，将使一切国家和民族都有“平等的”权利来利用世界上的原料资源和粮食。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贫困化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说的，乃在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秩序，而不是什么“民族国家的存在”。至于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以有民族平权，就更是胡说八道，因为财政资本和垄断组织在各处所建立的是统治，而非自由。帝国主义本身就排除强大民族与弱小民族之间、经济发达的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可能性。
究其实，所谓世界主义无非是帝国主义侵略企图的思想上的掩护物。美帝国主义就是在这种世界主义的幌子下主宰着西欧诸资本主义国家，并和它们结成反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侵略集团。
鼓吹世界主义也为了掩盖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国家间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削弱着资本主义的原已动摇了的基石。帝国主义的辩护士都这样描述：似乎建立世界的资本主义政府和“消除”各帝国主义国家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的斗争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所有这一切现象，是决定于帝国主义本身的实质的，并且是不能在财政资本统治的条件下消灭的。
为了辩护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为了“论证”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野心，马尔萨斯分子更进一步搬出“种族主义”来。例如汤柏松宣称，“美国人，除少数外，都有健全的遗传性”(17)。范格特则称美国人为“选定的民族”，同时确认“在我们的世界中，民主只有在这种场合下，即领导者是有学识的现代的‘选定’的人们的这种场合下才能得救”。他们说盎格鲁塞克逊种族是“高级”种族，而其余的种族，特别是那些“没有充分价值”的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种族则是“劣等”种族。
这种“高级”和“劣等”种族“理论”，完全是无稽之谈。科学无可辩驳地确证：全人类都是发源自同一祖先的。历史事实也推翻了关于个别种族和民族的“没有充分价值”的神话。那些被英美认为是“无充分价值的”种族（中国人，埃及人，希腊人等），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曾经是世界的文化和文明的领导者。个别民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落后，并不是决定于其种族和民族的特点，而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美国、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便是殖民地和附属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任何民族，只要它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都能够迅速地克服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种族“理论”是毫无根据的。马尔萨斯分子之所以杜撰出这种“理论”，是为了替美国帝国主义对人民大众的奴役和建立世界统治奠定基础，是为了“论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及殖民地国家中普遍存在着的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随着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化而日益加强起来。
新马尔萨斯主义是与地理政治学密切地联系着的。地理政治学的目的，就是以“自然的”、地理的因素来解释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地理政治学者认为 每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必须要有一个为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生存空间。因此，美国的地理政治学者宣称“美国边界的能动性” 硬说凡是在地图上涉及美国利益的地方 都包括在美国的安全地区边界。这样他们就以这个自己杜撰的“原则”，来替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武装干涉辩护，他们说朝鲜也是“美国安全地区边界”。
地理政治学者和现代的马尔萨斯分子都认为人口的增加 人口的密度及“生活资源”等地理和经济地理因素 乃是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他们都武断“生存空间不足”，宣传人类的“自然选择”，赞扬“实力政策”。
大家知道，地理环境纵然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因素之一，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即延缓或加速社会的发展，但它“决不能在为社会发展底主要原因，决定原因，因为在数万年间几乎仍旧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那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更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18)。人类社会发展史指明：社会生活不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相反，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和利用的可能性，却依赖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例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对自然的改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就有了巨大的可能性。
地理环境主要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影响，然而国家的性质及其政策却和生产力无直接的联系。国家的性质和政策是决定于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垄断组织的统治为基础的。获致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的必要性，决定着资本家去不断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奴役，去进行经济军事化和发动战争。在社会主义的和平阵营中，国家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民族的平等、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可以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例子上看到：社会主义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和平的幸福的生活。
标题注释：
*本文译述自雷金娜著的“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书第三章，原章名为“新马尔萨斯主义是战争挑拨者的思想武器”。
正文注释：
(1)马克思著，“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上册，实践出版社，第三○○页。
(2)列宁著，“土地问题理论”，上卷，解放社版，第七十五页。
(3)范格特著，“生存之路”，英文版，第二十一页。
(4)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七九三页。
(5)列宁著，“土地问题理论”，解放社版，第七十二页。
(6)参阅“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人民出版社，第五九四页。
(7)同上书，第四二二页。
(8)范格特，“生存之路”，英文版，第六十一页。
(9)同上书第四十八页。
(10)同上书，七六——七七页。
(11)杜德，“今日印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五十三页及第五十七页。
(12)罗兹别莱著，“和平或瘟疫”，英文版，第四页。
(13)参阅汤柏松著，“人口众多”，英文版，第八○页。
(14)罗兹别莱著，“和平或瘟疫”，英文版，第六十一页，第一七七页。
(15)范格特著，“生存之路”，英文版，第四十八页。
(16)李维斯，“和平的解剖学”，英文版，第二七一页。
(17)汤柏松，“人口众多”，英文版，一八四页。
(18)“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版，第一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