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国忠
【期 号】198505
【总 期 号】170
【页 码】封三
【正 文】
近来，笔者在学习中国科技史时感到，日本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家在治中国科技史时，每每采用讲读式研究班的形式，坚持数年，乃至十几年，成绩卓著，斐声学坛，为国际科技史界所瞩目。这一治学方法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日本的所谓讲读式研究班，就是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采用一种汉著，定期进行集体讲读讨论，然后按各自的专业及兴趣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在这样研究讨论数年的基础上，再撰写研究论著。这种集体讨论的治学形式不同于我国学者的传统方式，与当前宣读式的学术讨论会也有区别，更与乾嘉时代手工业式的考据研究大相径庭。例如，与英国李约瑟齐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日本学者薮内清教授，早在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天文历算研究室内就形成了以他为首的研究班。这个定期进行学术讨论的研究班，吸收了关西地区科技史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该班的研究讨论活动，因此逐渐成为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四大中心之一。1948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后，研究班的第一个研究课题便是继续进行对《天工开物》的研究，接着还对《齐民要术》进行了讲读、讨论。1953年4月起， 薮内清开始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对汉朝以前的历史作为研究方向，每周对《史记》等书进行一次集体的讲读讨论。以后开始分别对汉末到唐末、宋元时期、明清时期的科技史进行研究，历经十六年方告一段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中国古代、中世纪、宋元和明清时代的四部科技史论文集，从而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姜振寰：《薮内清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三期）。再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间，曾组织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在著名郦学家森鹿三教授主持下，对该书的有关章卷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外，还有林已奈夫主持的、专门研究殷周青铜器的金文班，松太道雄教授主持的以讲读为形式的西周史综合研究班等等。
这种以讲读为形式的研究班有什么优越之处呢？
一、通读原著，可以加深对原著的理解，掌握全书重点，融会贯通。清代王鸣盛曾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日本的“中国学”家是深谙其理的。
二、广开思路，博采众长，发挥集体智慧，解决疑难。中国古籍素以文字深奥、知识广泛而闻名，其中的疑难之处，并非少数人冥思苦想所能解决。对于文字艰深的汉籍，异国人非有扎实的“中国学”基础和众人之力不能治之。这可从日本翻译《水经注》一例，得到启示。森鹿三在主持翻译《水经注》的《河水注》时，他与此书其他译者对原文进行了集体钻研和反复讨论，后由大阪大学日原利国教授译成日语古文，最后再由藤善真澄和胜材哲也二人译成现代日语。若是他们缺乏深厚的“中国学”基础，不进行如此缜密的讨论和细致的转译，郦道元这部巨著的翻译质量和风格，不可能达到今天这般高的水平。
三、中国古籍，多有错简、误抄、误刻、误印之处，虽是珍本、善本，也在所难免。通读之中，可用“自校”或“他校”方法，校勘原著，发现问题。
四、讲读式研究班这一治学形式，不但适用文科，而且也适用于理工科，具有普遍意义。据报载，二次大战后，日本电子工业的兴起，便是起步于一个定期讨论的电子讲习班，后来，讲习班的大多数成员成了今天日本电子工业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