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些语录,并且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著作。同时,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好。要充分理解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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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年一月—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79—480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八七一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券第181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51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馒、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痛》(一九二○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27卷 第4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252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343页。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350页。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而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消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且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七—八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问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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