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达
【期号】197602
【总期号】117
【页码】31
【正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九月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阶级投降主义，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阶级根源，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指导我们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有着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德国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的威信与影响迅速增长。俾斯麦政府慑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于一八七八年十月颁布了一个镇压社会民主党人的“非常法令”，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大批社会主义组织被取缔，所有进步刊物被查封，成千个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和流放。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德国。在这种严峻的考验面前，德国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三个编辑委员伯恩施坦、赫希伯格和施拉姆，在报纸上发表了题名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黑纲领，向党猖狂进攻。他们攻击工人阶级以“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给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攻击党采取的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辱骂粗鲁和没有教养的群众，“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因此，他们主张把领导权交给“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建立一个“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全面的党”，胡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应该成为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而应成为一切阶级参加的“民主博爱运动”，工人阶级不应当用赤色幽灵吓跑资产阶级，而应该以温和训顺的态度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无耻地声称：“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他们表示党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而放弃党的整个纲领和最终目的。总之，他们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耻地攻击党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宣扬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对上述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指出这些先生们在反动派的进攻面前“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如果按照这些先生们的逻辑办事，那么一切论战都应当停止，一切斗争都应当放弃，无产阶级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些人只是在纸面上承认阶级斗争，“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他们参加党不是为了实现党的纲领，而是准备把这个纲领遗留给儿孙们。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严正声明：“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在信中指出：这些人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是混进党内的“冒牌货”。“一八四八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些革命的同路人，在一八四八年民主革命时期就表现了动摇胆怯，害怕斗争。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就更加满怀恐惧，埋怨无产阶级走得太远，“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根本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些把各种理论观点调和折衷的糊涂虫。他们企图以“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资产阶级观念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因此，通告信中提出了这样一条重要原则：“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最后，《通告信》指出：我们同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决不能一道行走，而是必须和他们分裂。“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也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否则，党就会受到阉割，以至变质。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写得何等好啊！这篇将近一百年前的战斗文献，今天读起来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现在我们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正是当年“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在某种形式下的复活吗？他和他的德国老师一样，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抛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他学着伯恩施坦之流的腔调，拚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伤害了“老干部”，诬蔑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极左”的“过火行动”，伤害了人的（资产阶级的）感情，他特别起劲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企图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仿效“三人团”的做法，抛弃党的基本纲领和最终目的，他把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机会主义名言，翻译成“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口号。他和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一样，胡说“依靠工农是相对的”，鼓吹要把教育和科技界的领导权让给那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叫嚷“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进行领导，企图把我们党变成“生产党”“业务党”，等等。总之，他和苏黎世三人团一样，都是利用了自己所窃取的领导职务，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其目的都是为资产阶级效劳，只不过一个是千方百计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免遭灭亡；一个是挖空心思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对当时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痛斥，也是对今天我们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有力批判。正象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所揭露的那样，我们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来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经发生过动摇，但由于革命还符合他的阶级利益，所以有一定的革命的积极性。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和对象不同了，要打倒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了，因此就本能地产生抵触和反对情绪。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发展，他的思想就越抵触，革命每前进一步，他就出来反对一通，以至最后完全站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阶级本性的深刻揭露，是指导我们今后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等重要著作，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坚定地声明：“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